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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紅群體特征之一——安全時候最勇敢。
到現在，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「安全的時候最勇敢」是什麼意思。那麼，我結合最近的一些所思所想，就給大家詳細唠唠這個事。
這句話的第一個關鍵是，「選擇性勇敢」。我們知道，基本盤群體特別擅長這一點。他們平常喊得震天響，手裡舉著棍棒、U 型鎖，看起來像是隨時準備為民族大義、為國家臉面，把手中的刑拘施加到所謂的「漢奸、賣國賊」身上的人。
但如果在具體的情境中分析他們的行為，會發現他們的行為準則其實根本不是所謂的愛國、正義，而是：什麼東西可以砸、可以喊、可以踩，砸了之後沒有什麼麻煩，就把力量全部砸在那上面；什麼東西一旦碰了會有麻煩、有代價、有報復，他們便立刻沉默、後退、繞開，像水遇到硬石頭一樣流向更軟的地方。
他們知道哪些車能砸。廉價的日系車——本田、豐田，十幾二十萬以內的價格，是最適合他們發洩情緒的對象。見到卡羅拉，他們敢毫不猶豫衝上去，像完成一項愛國儀式一樣；可當同樣的豐田標掛在普拉多、在陸地巡洋艦車頭時，他們突然變得盲目，彷彿那一刻不認識豐田標了。再貴一些、再與權力體系的氣息更近一些，比如考斯特，他們就更不敢靠近，連餘光都不敢多停留。他們的憤怒不是無知，而是計算得非常精準：什麼樣的車主可能窮、孤立、沒關係，砸了也沒事；什麼樣的車主有背景、有單位、有關係，碰都不能碰。
他們也知道哪些人能橫加指責，哪些人不能惹。普通人用蘋果手機，他們敢罵、敢指責，能站在一個所謂道德制高點，對一個弱者施加暴力，向權力證明自己的忠誠。但當所有央視主持人在春晚結束後，亮出自己的蘋果手機自拍，他們就突然忘記了蘋果手機是所謂的「漢奸標配」；當巴黎奧運會運動員入場，全隊舉著 iPhone，被世界媒體拍得清清楚楚，他們又像空氣一樣安靜。不是不敢說話，而是知道說話會讓自己惹麻煩。憤怒可以，但必須是安全的憤怒；正義可以，但必須是不冒險的正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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媚上者，必定欺下。當面對弱者時，他們就又換了一副面孔。一個農村孩子考上大學，進城後為了慶祝，在肯德基吃了一頓，他們會氣急敗壞，彷彿這個孩子背叛了民族。但那些天天坐在高檔日料餐廳的紅色二代，他們從不討論，連屁都不敢放一個。他們一邊憤怒地打砸日系低端車，一邊面對行政體系裡真正審批日系車、扶持跨國品牌、讓這些商品從海外進入國內的人，他們連質疑都不敢，選擇性失明，選擇性耳聾。因為他們太清楚，一旦他們敢於質疑「官老爺」，那就不是賠錢的問題，而是人生可能會被徹底改變。
這種邏輯不是今天才有。歷史上一百多年前的義和團，行徑幾乎與今天某些情緒的方向完全一致。他們會闖進普通百姓家，見到一點洋貨就殺人放火，彷彿屠殺自己的同胞，就能殺掉洋人的銳氣一樣，把血腥屠戮同胞當成自己的天命；看到有人點一根洋火、讀一本洋書，他們能像見了仇敵一樣衝上去。他們可以燒教堂、砍傳教士、打平民，把拔掉電線桿都當成自己的功勞簿。但當慈禧太后坐上中國第一輛賓士轎車時，他們卻順從得像丟了牙齒的野獸。他們嘴裡喊著「扶清滅洋」，但從不敢問一句，清廷本身是否正在使用他們誓死反對的洋物；他們敢殺普通百姓，卻不敢碰權貴的一根汗毛。所謂「滅洋」，不過是選擇最弱的人，揮舞屠刀。
回望今天，很多行為和當年義和團的影子幾乎重疊：看見弱者就高舉拳頭，見到強者立刻跪下；面對普通人的小小自由，他們怒不可遏，面對權力階層的大量「例外」，他們耳聾眼瞎。他們永遠只在安全的地方表達勇敢，只在沒有代價的地方表達立場。憤怒不是因為國民受了洋人欺負，而是因為他們的發洩對象是弱者；愛國不是因為信念，而是因為不會惹禍。
他們從來不會去問真正的那幾個問題：為什麼權力階層能做的事，普通人不能？為什麼弱者一個小動作都能被定義成罪，而強者卻永遠可以例外？為什麼真正掌握資源的人永遠不在被批判的名單裡？
這些問題，他們不敢問，也不願問，因為問了就意味著要面對真正的敵人、真正複雜、真正有風險的現實。他們只願意做最安全的勇士，最低成本的英雄，最不用承擔後果的衛道者。
於是，他們繼續選擇性地勇敢，繼續對弱者揮舞著力氣，繼續依附在一個個不會反抗、不會讓他們付出代價的對象上。現實的荒誕就在這裡：當弱者成為唯一可以懲罰的對象，他們便成了最毫不留情的劊子手；而權力成為唯一不可觸碰的存在，他們便自覺成為最乖順的順民。
這樣的勇敢，往往不是勇敢；這樣的憤怒，也不是憤怒。那只是一種原始的本能，一種對力量差異的敏銳嗅覺，一種千百年來一直存在的機械習性——欺軟怕硬，而已。
